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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0 真实许巍的歌曲很多都是两个字，并且可以在歌词里轻易的找到，演唱会看着歌词跟唱的时候全体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标题也就这么学着，叫感动于真实的许巍。
昨天是期待很多时间的许巍的演唱会。我在本年生日的时候脑子进水深更半夜开始看许巍绝版青春演唱会的视频，完全的突发奇想，然后在SPACES上小更新了一段文字，说青春只能绝版，摇滚只能曾经。没想到一个月之后就看到许巍上海演唱会的消息，于是激动的在青春尾巴的时候抓上一把今天。大约再过些许年他还能坚持唱，我也掉牙了。我们都老不起了。
演唱会在上海大舞台，室内没有户外的格局，布景灯光都远远不如的多。也许本来室内歌手就不如动辄八万人的气势和号召力。但是许巍全场雕塑式的演唱会却更为真诚和触手可及。周董固然八万人合唱很震撼，许巍却是真真的首首歌合唱，以致本小姐现在喉咙都沙哑。真正喜欢他到现场的都是拥趸吧，伴随着摇滚，彷徨，苦闷，温暖和老去的。演唱结束的时候，许巍遍场深鞠躬，这时候几个人生生的跳到台上抱住他，几近混乱之势，只看到保安把一个个人从他身上扒开。这是怎样的一个情绪，男人冲上去狠狠的拥抱一个男人。我还是喜欢蓝莲花，每次听到都热血澎湃，还是喜欢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演唱会结束了，本小姐的追星之旅还有后场。由于之前刷VISA白金卡买票获赠AFTER PARTY的门票，于是坐班车到了雍福会，据说是沪上顶级会所。当然是典型的上海样式，花园洋房，几个洋人哼唱JAZZ，红酒点心。跟在休息室里窝着抽烟玩笑打趣的许巍多少有点不搭，要是这样一场PARTY在北京进行会是怎样的架子，还是这么一派绅士派头吗。许巍真是一个笑呵呵的人，从唱歌的时候到活动的时候。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们都可喜欢你了，他笑着说是吗，然后就主动伸手跟我握，我一激动，说，是呀，你要努力坚持啊，他说好。其实我真是后悔，就像姚晨后悔跟梁朝伟说，你吃了吗，一样。我应该跟他说，你想怎样就怎样，好好过日子。恩。就像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唱两天，他说，我现在的状态已经不是那个状态了，我不能去演了唱。
PARTY散去已是凌晨，上海的小街小道还是凉风习习的树叶摩挲，偶有几个身材妖娆的美女和洋鬼子聚集在PUB的门口抽烟喝酒打情骂俏，路边停着一溜的士。
----------------------------------------转载分隔线---------------------------------------- 许巍：平凡生活
王小峰
如果把内地歌手按知名度和魅力做一个排名的话，许巍应该排在前五名，从他1997年出版第一张专辑开始，他培养了不少摇滚歌迷，十多年来，他的歌迷从摇滚青年到小资白领，许巍歌曲的魅力不仅仅是他在倾诉一种痛苦，更是因为他的音乐旋律动听，虽然他的演唱方式一直没有走出西安普通话的限制，但也成了他的一个特色。
《在别处》《那一年》两张唱片，许巍释放了他的一种痛苦，但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到他痛苦的原因，他是一个对生活和情感比较敏感的人。同样，当《时光·漫步》《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中传达出的阳光和平静的一面，人们认为他放弃了摇滚精神。而许巍好像只能夹杂在其中，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可是命运总喜欢开玩笑，当许巍把自己边缘化之后，他成了明星。
2003年，在国内某一个颁奖晚会上，评为毫不吝啬给了他四个奖，《时光·漫步》把他从当年北京西郊老山的一个六平米的小屋里带到了公众视线中。而此时的许巍，已经经历了一段人生的低谷，对突如其来的名誉，他并没有在媒体和公众视线中曝光过度，而是从此开始了半隐居的生活。
许巍的故事至少要从1994年说起，那年秋天，他带着自己的两首歌曲的小样，来到了红星音乐生产社，当时这个港商投资的唱片公司因为推出郑钧而受到关注，同时他们还和歌手田震签约。红星音乐生产社的老板叫陈健添，他一直是香港音乐圈比较重要的人物，他最初捧红了王菲和Beyond。许巍当时带来了两首歌：《两天》《青鸟》。当时听过这两首歌的人都觉得眼前一亮，没想到西安这个地方还藏龙卧虎，但是再陈健添那里，许巍感受到了一种态度的暧昧，老板并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而是让他回到西安等候消息。
不过许巍此行仍有一些收获，一堆同行的赞誉和田震看上了《执着》这首歌，后来收录到她的专辑里面，在90年代成了热门歌曲。这首很感人的歌曲在许巍看来并不那么重要，他想唱的是像Nirvana那样的歌曲，而且他相信自己能做到。
1995年春，许巍接到了红星音乐生产社的通知，来北京签约。这对许巍来说是一次机会，一个在西安摇滚贫瘠的地方坚持过来的人，一个因为乐队队友突然不辞而别而躲在角落哭泣的人，一个看到落日都容易感伤的人，他带着一个积压了很久的梦想，来到了北京。
许巍在西安组建过一支叫“飞”的乐队，之所以起名“飞”，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飞出西安，变成一个摇滚明星，像崔健一样叱咤风云。这支乐队当时在西安小有名气，如果再蜗居在西安，可能有无出头之日。但是乐队成员并没有许巍那样高远的理想，他们无法忍受冬天在零下几度的屋子里排练的艰苦，无法过着每天排练完后只能到街上吃一碗汤面的生活，一天下午，当许巍和往常一样来到排练场地的时候，那些朝夕相处的队友没有出现，几天后，队友们纷纷给他打电话，说都去了东南沿海的歌厅驻场打工，一个月可以挣万八千。
许巍的理想破灭了，他把突如其来打击变成了迷茫和绝望《两天》《青鸟》。
能与一家大公司签约是歌手走向下一步成功的基础，就在许巍与红星签约的时候，郑钧在跟公司闹解约。至少在许巍出现的时候，陈健添并没有意识到给郑钧找到一个替代者，相反，他以一个商人的眼光对许巍说：“首先你形象一般，你不像郑钧那么偶像，我是老板，做唱片这么多年，要把你捧红太难。另外，你的音乐太另类了。”
“之前来北京心气儿很大，踌躇满志。来了以后以为老板会像郑钧一样那么重视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其实不那么回事儿。他其实并不看重我，那时候打击是非常大的，《两天》一出来，他就觉得这个音乐不能像郑钧、田震那样做，我的音乐就决定了我是小众的。除非我再做像《执着》那样的，但我回不去了，我就要做现在这样的音乐。我原来的理想状态是像崔健一样，像他那么棒，然后突然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自身有一些问题没有意识到，只是一个理想在向前走。当时自己有些一厢情愿，小众歌手也行吧。”
许巍是唱着“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来到北京的，他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个这样的结果，至少，在他的想象中，他的音乐比郑钧的更有力量，年轻的时候都希望自己打出去的拳头有力量，可以一下击倒对手，但是他想得过于简单了。陈健添当初在听到郑钧的小样后，迅速与郑钧签约，并且也加速了他在内地开设唱片公司的决定，作为一个商人，他对郑钧的判断没有错，对许巍的判断也没有错，所以他犹豫了至少半年的时间。当郑钧成功后，给他带来的一切都是人们预料到的。
艺术家和商人的判断其实就是隔着一层纸，但是天壤之别。许巍第一次带着他的作品来北京，听到的都是赞誉之声，而这些声音全部来自热爱音乐的人之口，这给他造成了最大的错觉，以为自己一出来就会惊天动地。许巍回忆说：“我那时候老想着要不一样。我喜欢科特·库班，我也不完全是像他那样的性格，他是勇猛往前冲的人，但我们当时喜欢摇滚乐的人就觉得他最帅最酷，年轻嘛，‘这哥们儿太酷了太帅了，就要做他这样的音乐’，受他的影响很大，但是他最后的结局是自杀了，这给我们这么多爱他的人很大打击。《那一年》受他影响很大，我天性里喜欢带有美感的旋律，所以《在别处》的旋律感还是很好的，同时我喜欢那种噪音墙的形式。《在别处》完成的时候是1997年，当时张亚东身边所有人都说这张专辑出来肯定没问题，结果出来之后也就那么回事儿。首先第一个期待就破灭了，原以为出了专辑就怎么样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也没演出，基本上第一张专辑没怎么宣传，我之前想象的出完专辑完全是两个世界，其实还那样。到了《那一年》快录音的时候，我得了抑郁症，那个时候看心理医生，乱七八糟一大堆事儿，吃着安眠药、百忧解录的专辑。但那些歌词就在那种心态下写出来的，想到大理，生活的东西出来了。但依然是生活上有问题，最后只好回家了。”
许巍从1995年到1999年这五年间，经历了一个幻灭过程，他有一个六平方米的宿舍，没事就蜗在宿舍里，在这里他写了两张专辑，他试图去寻找一个给自己坚持下去的答案，但是他没有找到，他像经历了一回炼狱一样，却始终找不到他自己的位置。他说：“1999年录《那一年》的时候，精神上是没有寄托的，基本上到了承受不了的程度，只要我一弹吉他，那些丰富的情感全部会调动出来。一旦有情绪波动，抑郁症就会更强烈。还有就是自己对做音乐已经失去信心了。可能是自己命不好，还是觉得自己有点能力。可能我做的音乐可能真的不能让我生存下去，从《在别处》到《那一年》，音乐态度还是那样，出来的东西也还是那样。我就想可能它不适合中国老百姓，以无法生存下去。因为这些我当时也很痛苦，后来我就回西安了，跟红星也基本上要解约了，中间也有公司想谈，但我对这件事已经没有兴趣了，当时我三十多岁，再做这行面临也很多问题，对父母、对家人都有责任了。我当时觉得一事无成，特别沮丧，如果我还一味要做这件事的话，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更无法承受了，那会儿我的精神已经快崩溃了，我不想干这个了。”
在许巍离开老山之前，那个昔日门庭若市的红星音乐生产社，只剩下了他和老板的助理，昔日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早就众鸟兽散去。他每天下午都会想，今晚找谁吃饭，找谁聊天？后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带着这种惆怅，他绝望地回西安了。回到西安后，他不敢见朋友，因为在朋友眼里，他仍旧是一个很著名的摇滚歌手，但他心里很清楚，实际上他在红星这些年过的是没有尊严的生活。
“西安毕竟是成长的地方，感觉很熟悉。那是我的家乡，亲人也在那儿，稍微有点安定的感觉。我在北京每天弹吉他八小时，回到西安后，我不愿意再过那种生活，从2000年到2001年我没碰过吉他。我从十几岁就开始接触音乐，听崔健，组乐队，特有理想，那么多年一直有个动力在推你往前走，突然这个东西没了、坍塌了，心里空落落的。现在想起来，其实是件好事，那个东西没有了其实也没啥，不就是出两张专辑嘛，我当时更注重有养活自己的能力，至少我不会没有尊严地活着。后来我就发现我和大家一样，就是我得生存，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每次见父母，给他们买点礼物，每个月给钱养活他们，尽份孝道，这些东西自然会想到。我想开个商店，我能做的是这个，这期间我接触了好多的朋友、发小、部队的战友，他们有的做生意特别成功。其中有一个我原来的上级，后来转业了，我跟他吃饭的时候说我不干了，他觉得特别可惜：‘我是看着你在部队时每天十小时练吉他’，为了这个他提供了很多方便，比如说很少让我出公差。我老跟他说崔健，他说‘如果我看到你也这样就好了’。他看到我的情况，就说‘你怎么这样？出第一张专辑，我特别为你高兴，不管怎么样你开始实现理想了’，现在突然不干这个，他理解不了。我当时真的不想干这行了。他说‘我可以答应你，跟你一起做生意，你也能挣到钱，但我不赞同你现在走的这条路’。我很多朋友都像他这样，不赞成我这么做。我特迷茫，那我该干嘛？既然朋友不赞成，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干嘛，后来我就想首先得把精神和身体状态调整好，每天跑步，但特别空虚。也不敢见人，一个人在马路边坐着，拿份报纸看，就这样度过一天。偶尔见一个朋友，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特别自卑的心理。人家问‘你在北京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就赶紧走了。”
2001年，原来在红星做企划的姜弘给许巍打电话，希望他能跟艺丰公司签约，那时候许巍已经心灰意冷，便说要考虑一下。姜弘说：“你别考虑了，你现在在家待着干嘛？”因为当时包括姜弘在内的一些原红星的工作人员都去了艺丰，就这样，许巍回到了北京。
“在西安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在自省，是不是我的生活态度不对？”许巍说，“我坐在西安家的阳台上，看到我在大理的照片，觉得其实生活有很多东西都挺好的。我生活的西安、北京都是那样一个城市，每个人为了生活、为了理想奔忙。大理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原来老百姓可以这样过日子，开小店的夫妇也活得很自在，没有什么大的追求，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就很知足。我就想，为什么从小到大我没有这种心态，我老觉得我要成个什么东西，要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要成就什么……人不是都得这样过嘛，我想起去旅行的时候遇到的人，他们活得很坦然、很自在、很踏实，我想过那样的生活，哪怕在城市里。我当时签约没想那么多，只是想再做几年就不干这行了，因为我发自内心地喜欢音乐，却不喜欢这个环境，它曾经给我带来那么累的感受。我会好好做两三张专辑，等我经济条件稳定之后，我就过这种特别简单的生活，一个月一两千块我也能过。我的心态已经调整好了，就像那些老百姓一样，跟老婆开一间小商店，在大理或者西安。现在这个阶段是我要经历的过程，我现在还在这个过程里。从回到北京开始就是，过得简单一些，也不想买多大的房子，多好的车，我都不要。就想踏踏实实把专辑做好，简简单单生活。到后来专辑也被认可，获得了不少奖，还办了演唱会，但我的心态基本上一直是这样的。我是随时都可以撤出这行的人，我再次进入这行的时候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执着了，我也不求什么，反而心里就没有顾忌了。”
2002年出版的《时光·漫步》，改变了许巍的命运，这张专辑非常好听，充满了温暖的感觉，他的听众群体也因此翻番。与此同时，当年喜欢《在别处》《那一年》的歌迷开始反戈，认为许巍背叛了摇滚，放弃了摇滚，认为许巍了钱才去写那些流行歌曲。 “2001年我写《时光·漫步》的时候，经常彻夜失眠。每天睡觉基本上是半梦半醒，但一直在健身。那时候我还是有抑郁症，只是我不愿意跟别人讲。其实我还可以去表达焦虑，但我写《时光·漫步》就不愿意去表达，因为你不能总是这样，你能不能超越自己，向一个健康的方向奔，跳出这种状态。通过做好一点儿的音乐，我让自己好一点儿。社会上焦虑的人太多了，我想我做音乐总得给大家带来快乐吧，别老是宣泄，宣泄不解决问题。到2004年6月，还是失眠，或者半梦半醒。就跟《两天》里写的一样，白天你过一种生活，到了夜晚是另一种生活，你梦中的生活，无序的，乱七八糟的。突然有一天我起来之后，发现睡得很好，我居然没做梦。对于当时很多人骂我，我听着挺委屈的，但我不想去解释。”
谈到抑郁症，许巍说：“所有得抑郁症的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之前你对自己的期望太高，期望越高和你的现实差距越大的时候就越严重。如果和你心理预期的落差不大的话，就不会那么严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但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的确，自从许巍与红星签约之后，他的理想与现实距离在逐步拉大，他始终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钻进了理想的牛角尖里出不来，他从来都是被动地生活，被吹向哪个方向就飘到哪里，以致无法自拔，现在许巍的抑郁症问题基本上稳定一些了。“这个东西，小尾巴会有，会有波动，但我现在能面对，而且不是特别严重，像蹦极一样，刚开始波动很大，到最后趋于平静。”许巍说，“但是一到创作期，只要我进入兴奋状态，所有的神经、情感调动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是洗礼，太痛苦了。我的生活马上又进入一种特别压抑的状态，以往创作时期的情感都会出来。有时候我害怕这件事，但又必须面对它，这是我本职要做的工作，我要写歌，而且我喜欢音乐。专辑录制期间，我12点睡觉了，躺床上又开始半梦半醒，两点钟突然醒来，觉得歌词应该是这样，就拿起吉他。一眨眼七点多，人家开始上班，我在阳台上看楼底下的人，下楼转一圈儿回来睡觉。中午起来又觉得歌词不对，总有事情推着你往前走，精神高度兴奋，但敏感一被调动起来，我又开始抑郁，每张专辑都是，一写歌我就开始抑郁，只要不写歌，我的生活就很正常。”
许巍靠不停地锻炼身体来抑制抑郁，他开始看一些心理学和佛法方面的书，试图从里面寻找到答案。“那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词是：随遇而安。很多人活得很踏实，波动不大，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对自己预期没那么高，很多老百姓就是这么过的。反而是艺术家，类似的这些行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时候我开始反省，我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那时候我开始看现实了，都在过日子，为什么我非要出类拔萃？非要做一个出色的人，非要怎么怎么着……如果我做音乐如果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可能不会造成今天这种问题。后来我接触到一些心态好的人，他们都没把自己当回事儿。有朋友跟他说：‘你跟我从骨子里就不一样，我一开始就是个平凡的人，可你自命不凡，所以你比我要累。终于你现在踏实了，承认你的平凡了，所以你比过去要好。’我觉得全是信念和意志力再让我坚持下去，当过兵真是有好处。什么事情我都相信因果，你做一件事你给别人的东西是好的，有一天你也会好起来，这是一个自利利他的事情。我要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我要带给这个世界，带给别人正面的东西，同时摆脱我自己负面的情绪，这几年我都是这么往前走的。 ”
也许是抑郁症的影响，让许巍对佛法产生了兴趣，在2002年采访许巍的时候，他谈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很反叛，30岁以前跟我爸爸没有过交流。有一次他说：‘你只是追求艺术，文化的东西你了解吗？’我一想也是，觉得挺惭愧的，我就从《论语》开始看，一看就进去了，觉得挺好，就反省自己，发现自己很多做人的态度不对。从儒家开始，慢慢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原来有些东西是靠自己生活积累的经验想象得来的，其实前人都有讲过。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儒士道文化，我也会去了解道家文化，比如庄子、老子，然后开始接触佛法，我没有那么强的宗教感，只是我喜欢。佛法里对生命，对很多东西讲得非常好，一些处事态度，比如我相信因果，这个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做什么事，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现在许巍已经成为公众喜欢的歌手了，在任何一个KTV里面都能找到他的歌曲，他仅有的几次演唱会都爆棚，这是很多歌手都达不到的。当年他想象的那些名声、愿望和影响，如今都摆在他的面前，面对这些，许巍就像一个走出学校生活的人，突然收到了一个精美的书包一样，它带给许巍的也是对往事的一个回忆。“其实我这几年还是过得挺苦的，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想成为摇滚明星也好，渴望事业成功也好，都是一个年轻人的心态。可当这些来了之后，我反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享受，没有成就感，我心里对这种东西有一种戒备，好像如果我享受这些的时候我会走偏，心里总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这些年本能地远离它。可能跟心理状态有关系，我在街上碰到很多人，没有人打扰我，很奇怪，你不愿意被这些东西影响的时候，反而大家就觉得你是老百姓。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有时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就是老百姓，要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噢，我是一个歌手。我弹吉他还是特高兴，有时候我不愿意写歌，就是为了弹吉他玩儿，让自己开心。很多时候我参加颁奖活动，还是不适应，没有什么理由，我坐那儿就是特拘束，心想着赶快结束了回家吧，过我的踏实日子。”
2005年，许巍在工人体育馆举办了第一场大型个人演唱会，回忆起那场演唱会，许巍说：“像梦一样，我梦了好多年了。但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的片段，只能是回忆那个场景。我不知道也想不起来该跟观众说什么，基本上就是唱。我不是人来疯型的歌手，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祈祷4月10号的演唱会别紧张。”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期待时间太长，真的到来，可能还没有真实感受过，它就过去了。
许巍用一种刻意回避的姿态来面对今天的生活，那是因为他想超越平凡生活的时候吃过苦，他不想再回到那种生活中，即便今天具备了他超越自己的能力，他仍有些战战兢兢，心有余悸，因为他看到的问题太多了。“很多艺术家太拧巴了，拧巴一辈子了，我不想像他们那样。我们喜欢‘披头士’，喜欢列侬，喜欢麦卡特尼，他们俩的区别就是，麦卡特尼一直认为自己是老百姓，他很热爱生活，很踏实，所以现在他还在唱歌。列侬比较激进一些，把自己当回事儿，所以我喜欢列侬的音乐，但我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看到斯汀的时候，觉得他也很好，他很专注的做音乐，不参与政治，热爱他的家庭，跟他的孩子在一起。包括博诺，像U2这么有影响力的乐队，博诺也是会接孩子放学，每天想做怎么好吃的。你看这些我喜欢的歌手，他们也是很踏实的生活状态。我现在就是上台演出的时候，我肯定会做好，让大家都开心，下来之后我就过我的日子，远离这些东西。之前我还想成为大师呢，奔着那个念头去的。但现在你越来越了解这个行业，了解了很多人和事之后，从而发现其实所有人都是普通人，有的人特把自己当回事儿，就演进去出不来了。我希望我回到生活里做普通人，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不想要那样的生活。”
许巍现在的生活是，晚上十点多上床睡觉，早上七八点起床，先锻炼身体，然后听听音乐、看看书，天气好的时候去爬山、喝茶，还参加一支足球队，每周踢两场球。电视里面放什么电视剧他就看什么。“我现在基本属于老百姓过日子状态，你做的事情就跟所有人一样：这是一个工作。如果以这个心态来讲，我现在是找到一份好工作了。我一个星期进一趟城，有时候是工作，有时候见朋友，或者去三联书店买点书，在书店后边有个桂林米粉店，吃点东西然后回家。”
谈到将来如果不唱歌了，会去做什么，许巍说：“最好能在一个慈善机构当义工。”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 作者：王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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